欧阳哲生：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研究

摘要：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曲。近年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披露的英、法文献材料，深度地展现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从洗劫到焚烧的实施、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观测和预案、清朝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情。透露了过去诸多不为人知的重要细节，如英法联军之间的分歧，《北京条约》签约前清朝赔偿的50万两白银，法、俄传教士与联军的密切配合。重审这些历史文献，有必要对清廷防御策略的失误所造成的惨败结局、气候与战争的关系做出切实的省思。

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恭亲王；圆明园；北京条约

1860年“庚申之变”是近代中国急转直下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清朝统治集团真正觉醒、力图自救自强的起点。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占领安定门，清廷被迫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止于签订《天津条约》，它就不过是鸦片战争的再版，因为有后一曲，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上升为新的升级版和扩大版，战争对双方有了新的截然不同的意义。历史的潮流就像被开启的闸门，不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制于英法联军的武力胁迫，更进一步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体系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的一环。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专题中成书最晚，显示其难度较大。中文世界有关这一专题的著作只有魏建猷著《第二次鸦片战争》、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夏笠著《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三种，其篇幅量都不大，他们代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研究水平。黄宇和先生对此曾评论说：“《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篇出版近40年，除了英文拙著《鸩梦：第二次鸦片战争探索》以外，中文世界似乎还没有人利用该资料篇写成专著。”此说并不确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是夏笠一书参考的基本文献。但与第一次鸦片战争相比，国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确属单薄。国际上近年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赛（Bernard Brizay）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该书以征引大量法国、英国相关文献著称，这是法国学者继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著之后，又一部探讨中西关系史的重要著作。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关注。经与贝尔纳·布里赛本人联系，从他著作征引的150多种文献中，选择了27种英、法文文献（英文9种、法文18种）译成中文，这批翻译作品列入《圆明园丛书·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分两辑由中西书局2011、2013年出版，这是国外相关文献资料的一次新的收获。齐思和等先生编辑《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时，翻译了部分外文文献，但毕竟是摘译。此次大规模翻译英、法文献，虽还不是将这两国文献囊括殆尽，但比较重要的文献已收入其中。当年英法联军官兵为炫耀武力和军功写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各种体裁文献，如今实实在在成了他们所犯侵略罪行的证据，这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打下了新的文献基础。

英法联军实际在北京时间不到五十天。这为时甚短的日子却是改变中西关系的关键时刻。“庚申之变”在晚清已被士人浓墨书写，成为历史的悲情记忆，然困于中外隔膜，国人对这场“世变”的真相，特别是敌方那一面的活动实情了解甚少。后来史家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利用英、法文献材料颇为有限，这是迄今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难以突破的症结所在。通过发掘、利用英法文献材料，参照中文相关历史记载，回到历史现场，我们对英法联军在北京关键活动的细节，如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劫毁及分歧、联军占领安定门后对北京城墙的军事观测与预案、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外、传教士与联军的合作关系诸问题，将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这是一段值得重审的痛史。

一、英法对圆明园的劫毁及分歧

1860年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旗营，这场惨烈对决的结果告诉人们，冷兵器时代蒙古铁骑称雄的时代过去了，北京门户洞开，朝野上下震撼。咸丰帝随即任命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主持与英法联军谈判事宜。9月22日，咸丰皇帝带领扈从离开北京，逃往热河。强敌当前，皇帝弃京而去，明清两朝历史这是第一次，这一抉择实际意味清廷打算放弃武力抗御联军。清朝礼部主事刘毓楠记载了9月22、23、25日这三天的见闻：“初八日卯刻，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仪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十一日，留守内城王大臣等，在内阁政事堂会议一次，均无定见，旋即散去。是日，将巴酋由刑部放出，暂居高届，供给丰美。”面对强悍的来敌，清廷居然“均无定见”，进退失据，除了善待在押的“巴酋”（巴夏礼）外，别无选择，可见其惊恐至极。

随后几天（9月24、26日），英军潜往北京侦察。10月5日，英法联军除留下少量兵力驻守通州外，大部队开始向北京进军。10月6日，英法联军决定分四路纵队快速前进。英军获得消息，清军可能退守到京城西北的圆明园附近，所以英法联军决定挥师圆明园，并在那里两军会合。 

法军原本在英军右侧呈扇形队列行进，但后来英军迷路，双方失去了联系。因得益于抓获的两个当地人做向导，当晚7时，蒙托邦率领法军先期到达圆明园。走在队伍前面的皮纳海军副官带兵进入圆明园，与园内的清军守卫人员发生激战，法军击退了守军。7日早晨，蒙托邦率领法军和部分英军进入园内，其中一位随行的法国军官对进入园内的过程做了细致的描述：

一行人等进入第一道庭院，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园中的第一座楼阁，工兵用斧子将大门凿开。园中所有楼阁的大门都被清军贴了封条，封条为长条形纸带，将每座建筑物的锁眼牢牢盖住。

欧洲的任何一座宫殿都比不上这座皇家园林。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大部分欧洲奢华宫殿中那些并列排布的恢弘建筑。圆明园中有一座巨大的花园，一泓泓小湖点缀其中，此外，园中遍布假山、水道、拱桥和雅致的木质凉亭，凉亭之上漆有镀金，并覆盖着备种颜色的帷幔。而在这座气势恢宏、高墙围绕的园林中，这样的楼阁不下五六百座。

每座楼阁都有其专属用途。我们接连参观了皇帝用于接见外国使臣的正大光明殿、御座宝殿、皇帝皇后寝宫、后宫、皇家祭拜堂、御膳房、御药房、藏书楼，以及朝廷高官和宫廷仆从的寓所。

任何一座巨大的花园都无法与这座气势恢弘的宫殿相比，它仿佛有整个巴黎城那么大，一直延伸至远处山脉的分支地带。在园中，便可隐约瞥见那些寸草不生的山顶。

一行人继续往右走，在距离宫殿围墙几公里处，发现了一座宏伟的建筑物，颇具路易十五风格。建筑物被树丛和池塘包围。内部是一个个金碧辉煌的房间，室内装饰带有浓重的蓬巴杜式风格。它与特里亚农宫有些相似，只是规模更为恢宏。人们很难用言语去描绘楼阁内部的奢华程度。房间内到处都是珍珠、宝石、黄金和玻璃饰品，光彩夺目，令人目不暇接。带有镀金装饰的彩绘天花板下方，是一些装满各色艺术品和奢侈品的柜子。眼前的这座宫殿，仿佛只有在《一千零一夜》中才会出现，任何一个醒着的人都无法相信它的真实存在，因为此番景象只会出现在最为光怪陆离的梦境之中……

此前，联军士兵并未发现这笔宝藏，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些体积较小、方便带走的物品。作为讲述人，我的态度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劫掠比别处更甚，联军或许从未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财富，因此这些最为珍贵的物品全都遭到了践踏和洗劫。

因为法军先期到达圆明园，抢劫圆明园实际上是从法军开始。据英军军官约翰·H唐恩10月7日日记记载：“晚上7点，总司令到达，找到了巴特尔旅和我们骁勇的法国盟军。法国人有意无意地已经在昨天推进到皇帝的夏宫，与我们相距4英里。他们已经大规模地抢掠了圆明园，现在据说他们的营地里堆放着大量的手表、钟表以及珠宝首饰。M君当时在场，他说圆明园中的物品精美绝伦，并带来了一些光鲜夺目的服饰和大量的玉石。因此我们聚集了我们所能聚集的所有钱，前往法军营地，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在明天早上去趟圆明园。”法军抢劫所得的珍宝，显然吊起了英军的味口。

中午11时，英军司令格兰特和额尔金特使带领部队到达圆明园，与法军会师。英法两军统帅相会后，随即开始商量怎么处理圆明园里的财宝。蒙托邦将军自述，“根据我们已经接到的训令，除了条例中规定的每支军队应得到的那些财富之外，我们决定两军平分这些财宝。于是，每支军队各派出三名专员负责把最稀有的珍宝先挑出来，这样才能保证公平。要想搬走所有的宝贝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运输能力实在是太有限了”。这些专员在园内宫殿的一个地窖里“发现了不少小块银锭，价值约合80万法郎，此外，还发现很多彩色玻璃项链、玉质项链和珍珠项链”。“我们对这些银锭和珠宝都进行了平均分配，两支军队各得大约40万法郎银锭，也就是说每个法国士兵能够获得价值约为80法郎的银锭”。联军当然不只抢劫这些，在一个存放档案的宫殿，“里面有很多50厘米长的正方形画卷，每张画都注明了主题。整个中国历史都被嵌在这一系列的画卷中”，蒙托邦与几个军官一起拿走了几张画。当时有许多附近的土匪也乘机打劫，联军遭遇这些劫匪时，又截下了不少财物。蒙托邦所述，只是大略估计，官兵们个人抢劫所得，由于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就无法统计了。

法军军官贝齐亚回忆，7日上午除了蒙托邦及其卫队进入园内打探虚实，其他法军按规定禁止入园。不过，有些军人不顾禁令，翻墙入园，将抢劫所获的珍珠项链和黄金项链戴在身上，引起了其他人的冲动，“下午皇宫被入侵了”，开始大规模的抢劫，晚上乘着夜色搬运抢劫的珍贵财物。从其描述可知，当时抢劫场面是如此之乱，他不禁感慨“军队因此失去了尊严，某些人因此失去了荣誉”。

10月8日是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大肆劫掠的日子，约翰·H.唐恩不加掩饰地记录了这一天他的经历，称“这是人类掠夺和破坏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将近12点时我才走出迷宫，来到圆明园门口，看到所有的人都在清理、装运战利品，无奈，我开始在法军营地向法军士兵购买珍珠和一些小玉石。当我们走进宫殿时发现这里是一片可怕的无序状态，一切搬不动的东西正在被砸碎，中国人得用一百万年赎回的财产正在被拿走，或在被摧毁。我们军中取得了许可的军官们正在做买卖，更有胆量的人带来了大车。一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到玉石饰品和花瓶上，另一些人则更注意珐琅铜器；一些人开始收集刺绣丝绸和裘皮大衣，而大部分人只收集丝绸”。这样的情景读来简直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约翰·H.唐恩描写的场景常被人引用，几乎成为圆明园大抢劫的典型案例。

对联军在圆明园抢劫描写最为细致的作品可能是法军翻译官埃利松的《翻译官手记》。该书第18章《进军北京》叙说了10月6日晚上法军抵达圆明园的经历。第19章《圆明园》介绍了法军最初见到圆明园的情景。第20章《洗劫圆明园》，作者意识到，这是“对华战争故事中的一个敏感部分”，是一个“争议事件”，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他在描述抢劫、分赃过程的原委时，毫无顾忌地描绘了当时疯狂抢劫的现场，“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统统都冲进了圆明园，中间夹杂着海淀的百姓，夹杂着我们的苦力”。“蒙托邦，纵有浑身解数，也无力阻止他的部队踏进圆明园的大门”；“同样被其部队抛弃的格兰特，也呆在自己的帐篷里”。抢劫现场混乱不堪。

在联军抢劫圆明园的行动中，法军居然在一座宝塔内还发现了当年马戛尔尼使团赠送给清廷的礼物——马车。“那里面还藏有不少镶金镀银、装嵌宝石的中国马鞍”。还发现了两门英国榴弹炮和弹药，应该是马戛尔尼勋爵赠送的礼物。他们不理解清军居然为何“没有设法尝试复制”这些武器。

8日下午，联军准备离开圆明园时，又在一处宫殿发现被扣联军人质的物品，“其中有炮兵中校富隆·德·格朗尚的军服、会计师阿代尔的记事本和马鞭，锡克骑兵的马鞭，还有一些英国军官的物品”。此事点燃了联军的怒火，他们放火烧毁了这座宫殿。

10月9日清早，联军离开圆明园，带着满载的劫物上路。法军翻译吕西写道：“部队那情形可真是绝无仅有，让人开眼。我们已没有了马车，所有大约300多辆全部用来装载赃物……这样行进了将近两天，部队居然不饥不渴，如此亢奋真让人暗暗发笑！”显然，抢劫珍品的愉悦感已使联军官兵处在得意忘形的极度亢奋状态之中。

老天爷有眼，面对这一切看不下去了。“刹那间天气骤然大变，10月9日下起了大雨，寒冷的东北风卷地而来，好像三月爱丁堡的狂风一样”。“在寒冷和潮湿的天气中，我们离开了圆明园”。联军多人的日记、回忆录提及天气异变，感觉到某种征候，军人对战争中天象的变化有着特殊的敏感。

10月10日内务府大臣恒祺恳求让他在巴夏礼的陪同下看看圆明园，这一要求获得格兰特的同意。目睹园内被洗劫一空的惨景，恒祺坐在一个湖边，抱着脑袋，“突然大声哭了起来，说万事皆休，他也该死”。他此行的目的，是要寻找圆明园总管大臣的下落，传闻他投湖自尽，果不然在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可以想象，恒祺当时的窘况和心情的悲愤。

据法军军官乔治·德·克鲁勒透露，10月11日英军又返回圆明园再一次抢劫：“英军因不满足先前在圆明园抢得的战利品，又派出一支人员众多的队伍返回园内搜罗……英军对圆明园的洗劫持续了一整天，他们个个如狼似虎，简直要将清朝皇帝的宫苑翻个底朝天，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冤死北京大牢的同胞报仇雪恨。” 

在英法联军大肆洗劫圆明园的第二天，即10月8日下午4时，清军放回了被囚的英法人质8人：巴夏礼、罗亨利、一名费恩非正规军士兵、德洛图尔（科学考察团的主管）和四名法国士兵。10月12日又有9名囚犯回到营地，包括8名费恩非正规骑兵和1名法国士兵，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其余的人中至少有两人——安德森中尉和德诺曼先生——已经丧生”。刘毓楠日记提及释放巴夏礼一事时说：“是日午刻，恒祺以事临危急，将巴酋亲送回营，手执白旗数根，并以眷属为质。”内中“以眷属为质”的说法似不见载英、法文献。

10月18日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格兰特对此辩解道：“米启尔将军的部队和大部分骑兵向圆明园进发，点燃了院内所有建筑物，其景蔚为壮观。目睹这座雄伟古迹的毁灭，我本人也不胜惋惜，并且我也觉得这是一件不文明的行为。但我认为必须这样做，其目的是警告中国人，将来不敢再杀害欧洲的和平使臣，不敢再违背国际法。”显然，烧毁圆明园并非散兵所为，而是英军有组织的泄愤行为，它获得了英军最高指挥官的认可。

英军在采取火烧圆明园这一行动前，格兰特将计划知会了法军方面，他是这样解释英军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我荣幸地向您陈述我希望摧毁圆明园的理由：首先：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人质受到了残酷的折磨，手脚被绑3天，没吃没喝；其次，如果我们对清朝政府不加严惩，英国人民不会满意。严惩，是英国人对践踏国际法所表达的愤慨。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求和平，签完条约就撤军，清朝政府会认为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抓捕和杀害我们的同胞，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让他们警醒。”他希望法方配合一起行动。10月16日葛罗复信额尔金表示了不同意见：“圆明园只是一座不设防的乡下景点，至少在我看来，摧毁它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摧毁不能弥补任何我们为之哀叹、不忍思及的残酷命运。我认为，无论是在欧洲人的眼中，还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取走紫禁城中所有的档案，彻底摧毁这座位于首都的、代表着无上权力的地方，远比燃起圆明园的大火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10月17日蒙托邦回信格兰特表态：“我无法以任何形式配合你们将要采取的摧毁行动，而且我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损害法国政府的利益。”在他看来，圆明园“10月7日和8日被我们的部队和中国人摧毁了四分之三”，烧毁圆明园，“这种报复并不会达到目的”。他拒绝与英军一起行动。蒙托邦在当天给葛罗的信中重申了同样的观点：“我以数条理由明确拒绝了参加摧毁圆明园的新行动。首先，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复仇，因为它的攻击对象只是已经被部分摧毁的断壁残垣；其次，这次行动将有可能打破特使与恭亲王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英方没有就此罢休，额尔金继续与葛罗协商，从10月18日葛罗给蒙托邦的信可以看出双方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英军火烧圆明园完全是单方面行为，法方对此表示不满。“英国人不顾盟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毁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毁了，华丽的藏书阁被烧得片瓦无存”。法方意识到这是一种毁坏人类文化的可耻行为。英军在采取火烧圆明园的行动后，法军方面的反应明显不同。额尔金将此事通报蒙托邦将军后，蒙氏在回复格兰特的信中对此表示否定：“司令先生：很荣幸收到您的来信。我无意与您就此展开争论，关于您刚刚提及之事，法国特使及我本人持相反意见。”法国特使葛罗当天在广济寺也写道：“下午5点，我们看到滚滚浓烟在北边升起，继而飘荡在北京上空。这是英军正式焚烧被洗劫后的圆明园。我很心痛，担心这一无谓而野蛮的报复行为吓坏恭亲王，促使他逃往鞑靼。他已经躲到了乡下，他的马车都装满了东西并全部套上了马匹，稍有动静便可上路。伊格那替叶福将军在北京已有些时日了，不知他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劝阻恭亲王放弃一切。”清廷方面得悉法军的态度后，为了示好法方，当天立即派了两名官员向蒙托邦提出，9月18日被杀的法国人质可以安葬在北京的天主教墓地，这座墓地长期委托在京的俄国教会管理。

10月19日，“整个圆明园方向的半边天空都被从圆明园和附近的宫殿升起的一团团烟雾笼罩着”。“一些昨天跟着第一师外出的士兵，装了几板车圆明园中遗落的珐琅彩铜花瓶回来”。英军在火烧圆明园的同时，仍不忘将那些有价值的物品带回，其恶劣行径可用贪婪无厌、无以复加来形容。

对法方葛罗和蒙托邦的不满表态，以及在英法本国的人们对烧毁圆明园的各种指责，英方特使额尔金不得不做出解释，10月25日他在致信约翰·罗素勋爵时详尽阐述了采取这一行动的动机和理由：“从各方面考量了这个问题，就我看来，几个方案之中最可取的就是烧毁圆明园，除非我能够放弃我的职责，忽略我们所遭受的罪行，不作实际的惩罚。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这个行动能在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给清帝更大的伤害，在远处旁观的人对此是很难估量的。这是清帝最喜爱的住处，将之毁去，不仅仅动摇他的威严，也会刺痛他的感情。”在额尔金看来，“在金钱上要求金额更大的赔偿几乎是不可能了，因为朝廷国库已经消耗殆尽。占领一块土地或者一座城市，只会让复杂局势变得无穷无尽。他应该让人们交出凶手吗？而当时中国人已经处置了几个底层的恶官，他们甚至可能是无辜的，成了替罪羊”。所以，最后决定采取烧毁圆明园之举，是为达其最大之目的。

英法联军在叙述圆明园从洗劫到焚毁这一过程时，都对各自的行为作了狡辩。格兰特就轻描淡写地宣称，“英军官兵看到法国人对圆明园财宝进行抢劫，认为自己拿点也没有什么妨碍”，他声称没有拿分给自己的那一份战利品。额尔金也将抢劫的责任推托给法军，“法国士兵用各种方法毁坏那些最华美的丝绸，砸破那些玉石和瓷器……战争实在可恶。你见证得越多，就会越憎恨它”。另一方面，葛罗和蒙托邦则对英国焚烧圆明园的举动明确表示不满。翻译官埃利松甚至为法军首先动手抢劫的行径辩护：“英国人既缺乏诚信，也缺乏公理，他们鲜廉寡耻，却要反过来指责法国军队独自前往圆明园。首先，我们并非独自到达圆明园，因为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巴特尔准将带领的英国骑兵。其次，我们只是在格兰特将军的指示和邀请之下，跟着他们的向导才赶到圆明园的。他跟他的部队只是迷了路。这不是我们的错。”显然，在英法联军抢劫、烧毁圆明园的消息传遍欧美后，包括英、法本国人民的谴责声浪四起，这些事后出版的联军文献对这一问题不得不有所辩解，以洗刷、说明自己的罪过。

二、联军占领安定门后的军事观测与预案

10月9日英法联军照会清廷：“定于二十九日午刻（13日中午），带兵入城，准开安定门进，代司筦钥，不尔则用炮攻城。”这实际上是发出了最后通牒。10月13日中午12时清军按约让出安定门，联军如愿控制了安定门。法军是在12时差5分到达，此时英军的旗子已在城墙上飘扬了15分钟，英军的提前到达，引起带队的法军参谋长施密茨上校不快。按照约定，法军101团的一个营由普热上校带领驻扎城门左边，英军罗伯特·拿皮尔将军率领的67团的300人及8团的100名印度步兵驻扎城门右边。英法两军占领城墙以及安定门前后约一公里的范围，并在城门前的一个广场上分别设立岗哨。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实际上就等于扼住了北京城的咽喉。刘毓楠记下了这一幕：“二十九日午刻，夷酋韦驮马、额尔金，率提督噶罗、巴雅里，并兵五六百名，分为四起，进安定门。马队随扈，步队即登城楼眺望，树以红旗，中有白十字，安设洋炮。”当天，英军随军摄影记者菲利斯·托拍摄了一组安定门及其周围城墙景象的照片，作为联军占领安定门的纪念。

“13”在西方世界是一个并不吉利的数字，但联军多次遭遇这个数字，埃利松对此颇为敏感：“一段时间以来，13这个数字在我的经历中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数字。9月13日，我们收到恰亲王载恒的信，这封信麻痹了我们指挥官们的警惕性，使敌人在通州设下的圈套得逞。我们有13个人被中国人俘虏。英国人被他们抓去的数量是两个13，他们给英国人送回来13个活着的和13个死了的。”这些数字的巧合似乎给联军某种不祥的提醒。

在控制安定门后，英军军官斯温霍考察了安定门及其周围环境，他注意到安定门及其周围城墙建筑的特殊之处，并报告了当时联军采取的预防措施：

我们的炮兵团通过那条坡道运了几门大野战炮到城门口，阿姆斯特朗大炮的炮口很快对准了京城。我们在城墙上找到了中国人安置的几门大炮，那些大炮正对准我们的炮台位置，其中一门铜炮约十一英尺长，上面装饰着一些小部件，刻着满文。另一门大炮是木制的，但是套着铜外套，乍看起来让人以为它全部都是金属制造的。北京的城墙大约有四十英尺高，城墙顶部约六十四英尺宽，城墙从下往上逐渐变窄。城墙内部是用泥土造的，外面是保护性砖墙。我军在沿着城墙往右离安定门约一百码的地方开辟了一条通道，通向城墙上面，同时用土建造了一个炮台，控制沿城墙通往德胜门方向的通道，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预防措施，因为那个城门还在清兵的手里。

联军占领安定门后，法军就撤离了原来的营地，进驻到离城墙600米的小镇。当天埃利松陪同蒙托邦视察了城墙，对北京的城墙做了实际的观测，根据观测，他以为要攻破这座堡垒式的城墙并不容易：

北京的第一道城墙有14米高，底层为条石结构，上面是砖混结构。第二道城墙13米高，由一块17米长的空地与第一道城墙隔开，这第二道城墙顶面全部用混凝土浇覆平整，车子可以在上面行驶。因此我们可以说，其实，北京是由一道20米厚、14米高的石台围起来的。所有城门的样子都像堡垒，城门顶上有三重叠檐的坚固城楼，城楼墙面上布满了无数的枪眼。

凭着我们所具备的微弱的装备，我们是无法在这块砖混结构的城墙上轻松地打开缺口的。

法军瓦兰·保罗中校仔细勘察了北京城墙、瓮城及其防御工事，他感觉城墙比想象的还要坚固，易守难攻，如果联军发起军事进攻，胜算的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联军想要靠自己所剩不多的弹药和给养来攻破北京城的城墙，而城墙上又有人在守卫的话，那么对于北京城墙的描述就可以让联军处于在哪种情况下。 

城墙靠城外的一侧的外墙高14．4米，靠城内的一侧高13．5米。上面的马道距离地面13米，两侧墙面间的宽度是19．2米，这样的话，加上两侧的外墙，城墙的总厚度在顶部达到了20．5米，底部则有26米。

外墙比马道高出1米多，上面有许多高40厘米的宽大垛口，每两个垛口间相距3．4米。城墙上还有一些突出的方形塔楼，宽33．6米，向外突出13．5米；每隔2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塔楼，用以防御侧面的攻击。

在城墙两侧墙之问19．2米的空间里，填充着土、石块以及混凝土的混合物，这使得城墙异常坚固。

为了防止突袭，英国人本想在他们占领的城墙上挖一个战壕，然而在进行大量工作后，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的尝试让我们从来没有如此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中国人人没有同意向联军打开安定门，那么在把这个土石筑成的庞然大物打开一个缺口前，英、法部队都已经弹尽粮绝二十次了。

另一位法军军官F.卡斯诺塔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果圆明园没有遭到劫掠和焚毁，如果不是威胁到了紫禁城的安全，中国政府肯定还会继续犹豫、不愿投降”。“联军的物资和弹药其实非常匮乏，他们未必能够攻陷那道高耸入云、厚达20米的城墙”。事实也是如此，清军本可凭借的屏障在联军进军北京时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是令人遗憾之处。从大沽口到八里桥几次战役的失败和联军对圆明园的洗劫，重挫了清军士气，以至清军成为惊弓之鸟，完全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

利用在北京短暂停留的机会，联军有机会对北京城墙及其城内的防御工事做近距离观察，从军事角度，瓦兰·保罗发现进攻北京的突破口最好选择是在西北角，这里的城墙加上雉堞相对比较低矮：

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们还研究了这座城市防御的优点和弱点。我们侦察到攻城真正的突破口是在城北侧的西边，即英军营地的再往西走一点的地方。在那里，由于城外地势的关系，城墙加上雉堞总共只有12到12．5米高。城墙对面是一个干枯的池塘。池塘高起的岸堤距离城墙100米远，并与城墙平行，因此非常适合用来建造最初的掩体工事。

这个攻击点唯一劣势或许就是它到八里桥和通州城的距离比之前我们选择的地点多4公里，而作为白河水运的终点，我们必须在八里桥和通州城接收通过水运补充的给养。

英军军官乔治·奥尔古德研究了北京四周城墙的防御工事和内城、外城的城墙、城门，他同样发现最好的突破口是在西北角一带，因为这里的城壕几不复存在：

按照俄国人的地图(即现有最好的地图)，北京城墙的周长约为21英里。在北面城墙外只能依稀见到原有城壕的痕迹，壕沟里的涓涓细流骑马可以一跃而过。东面城墙外的城壕更像样一点，壕沟更深，水面也更宽。本文作者不知道其他两面城墙外的城壕情况。只知道西北角处的城壕现状跟北城墙外的差不多。北京城墙的状况还不错，除了用最大口径的重炮轰击和挖坑道用炸药来炸之外，很难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城门如果不是内嵌式构造的话，也许可以用炸药包将其炸开。因为它们跟通州的城门很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

北京城墙虽然坚固，但在英军麦吉看来，只能对抵御国内的起义军发挥有效作用，而不能阻挡具有近代化装备的联军：

我们从安定门入城，因为它已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此门有两重，防御能力很强。进入第一重门，有一处50到100码见方的空地，左边就是第二重门，对面的街道直通城内……

我们脚下的城墙是多么庞大的一项工程，但是面对现代化的武器又有何用，在我们武器的攻击下，顷刻间就化为尘土，而土木工事相对不易受影响。但是面对太平天国叛军攻打北京的武器，城墙仍能起到极佳的防御作用。

另一位英国军官加内特·沃尔斯利对北京城墙墙高、厚度、砖石结构及其军事防御作用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也认可北京城墙的坚固性，他设想通过挖地道的办法穿过城墙可能是攻城的便捷之途。不过，在对中西武器装备进行比较时，他认为双方差距实在悬殊：

因为我们的武器弹药有限，我认为很难攻破这座城墙。的确，我们可以炸开护墙，然后士兵顺着云梯爬上去。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武器设备，只凭人的血肉之躯向上爬，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以后我们真的要攻打北京城，我相信认真检查过这座城墙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在城墙下挖洞从而开出一条通道，是穿过这座笨重的防御工事的最好办法……

由于对我们的现代军事装备一无所知，这个民族自然会认为他们的防御工事足以抵挡任何前来攻城的敌军。我们的13和14世纪的先辈也会这么看待这个防御工事，因为几百年来，中国人使用的武器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西方国家几乎每年都在改进所有进攻和防御的武器。

上述英法联军军官对北京城墙的精细观测明显不同于过去西方旅行者或传教士的眼光，如果说此前西人访京游记还包含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军人留下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对北京及其战役过程的记载，都显属军事文献的范畴，这是由他们的职业军人身份决定的。联军官兵完全是从军事视角来评估北京城墙的作用，他们感兴趣的是城墙的实际高度、厚度及其军事防御能力，当然不可以过往旅行者欣赏风景的眼光等闲视之。城墙是北京城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军观测所获精确数字，在过去西方来京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者的游记中也从未出现过，毫无疑问具有军事情报的价值。在评估城墙的军事防御作用时，英军明显比法军更自信有胜算的可能。英法联军占领安定门后，并未放弃继续采取战争手段威胁清朝的打算，他们一方面在对攻城做出各种预估，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留下必要的预案；一方面又步步紧逼，以焚毁圆明园恫吓清廷，收不战而成功之效。

三、签订《北京条约》现场的内外

签订外交条约是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按照清朝传统惯例，原则上不与外人在京举行谈判和直接订约。终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北京条约》是清朝第一次在京与西人签订条约，这次打破惯例，对清廷来说，实在是英法大兵压京，被挟所为。史家历来关注签订条约的内容，而对签约现场几乎忽略不计，其实在京签约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严重问题。

英军在焚毁圆明园后，致函恭亲王表明他们做出此举的意图，“要求其赔偿30万银两给受害者家属。法军如法炮制，要求为法国受害者赔偿20万两银两，赔偿款立即支付了。条约的签订时间定在10月23日”。10月22日英军接到法国传教士马埃的报告，说“进城有危险”，于是英军总司令格兰特派普罗宾少校带领两个非正规骑兵团前去侦察，双方签约的时间因此往后推迟了一天。可能因英方未及时通告中方推迟签约，结果23日中方有关人士在礼部白白等了一天。

10月24日英军与清朝政府代表在礼部签约。为保障安全，防止意外，英军作了必要的防患准备。英方透露，“前一天晚上，我们派了军需部门的一位军官进城，以检查他们即将举行会面的那栋建筑是否安全”。经检查，确定“中方违约的可能性不大”。然后，罗伯特·拿皮尔带领“第二小分队部署在额尔金勋爵一行的必经之路上，把守各个路口，禁止任何人靠近。随从人员有100名骑兵和400名步兵，还有许多来自各部的军官组成，以近距离地保护额尔金勋爵的安全”。

格兰特亲自部署了当天英军的阵仗，并偕额尔金一起出席了签字仪式。他回忆这一过程时写道：

10月24日早上，英军和清政府签订条约的时间只好推迟，我派拿皮耳率第二师占据了通往礼部的主要街道，拿皮耳完成得非常出色。我还在安定门部署了一个野战炮连，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额尔金勋爵在我和参谋部人员的陪同下，向北京出发了，两支军乐队做前导，400名步兵和100名骑兵浩浩荡荡列队前进。额尔金勋爵乘坐一台装饰华丽的轿子，我跟在特使旁边，来到3英里外的礼部……

我们来到礼部大门，穿过院子，走在修铺好的路上，在进门口碰到了恭亲王，他身后簇拥着约500名官员，有些穿着王公的丝绸礼服。亲王走上前，双手抱拳，行中国礼，但额尔金勋爵只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以示回礼……我们被安排在左边最体面的椅子上坐下，条约就放在钦差特使面前，此时他拥有全权。谈了几个问题之后，亲王批准了先前签订的协议。

加内特·沃尔斯利记录了英军护送特使经过北京街道时，看到人群拥堵的热闹情景，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似乎荡然不存，“那一整天，街道都被前来一睹‘蛮夷’征服者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他们对我们并没有恶意，所有人似乎都遭到了那些衙役的鞭打，有些还被我们的哨兵戳伤了多处肋骨”。

在签约过程中有一个插曲，英国随军摄影师贝·阿托（Felice Beato，又译菲利斯·比托）急于拍摄一张签订仪式的照片，在门口架设了照相设备，镜头对准恭亲王，亲王不知何物，吓得“面如死灰”，看看额尔金勋爵又看看格兰特，英方人员向他解释并无恶意，只是拍照，他才释然。“贝·阿托的照片因为光线不好没有成功”。签约仪式结束后，中方准备了茶点，“但额尔金勋爵拒绝了邀请”，鞠躬行礼后就回来了。关于当天的签约仪式，额尔金不知为何没有在本人的书信和日记中留下文字记录。作为这一缺憾的弥补，英军中校加内特·沃尔斯利倒是对现场作了详细叙述。

中英所签《北京条约》，实际还补充了原在《天津条约》未通过的两项条款，“一条是苦力移民合法化，另一条是向大英帝国割让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此地先前是从广州总督手里租来的”，也就是中英《北京条约》第五、六款。这是英方借机强逼、勒索清廷的结果。最让清廷难堪的还是第八款“戊午年原约在京互换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京外各省督抚大吏，将此原约及续约各条发钞给阅，并令刊该悬布通衢，咸使知悉”。要求清帝对全国上下布告所签和约，无异公开承认战败，这使清廷颜面尽失。这是《北京条约》与《南京条约》的一个重要区别，这意味对外关系从此将进入公众的视野。正因为如此，地方官员们对布告《北京条约》谕令不乏持消极抵触的心态。 

当天刘毓楠日记对现场的记载，亦备一说：“十一日末刻，英国通事巴雅里，乘马车率夷兵百人，至礼部大堂外下马，同恒祺带见恭亲王，去帽为礼甚恭顺。申刻，英国伯爵公使额尔金，乘十六抬金顶绿围肩舆，鼓乐，带马步各队，均持器械，约千余人，克将军亦到，带女队数人，入礼部，恭亲王迎至堂檐下。维时相陪者：贾桢、周祖培、全庆、陈孚恩、朱嶟、瑞常、沈兆霖、绵勋、绵森、阿什浑布、宋晋、毕道远、宜振、文祥、宝鋆、伊精阿、文惠以及三四品京堂、武职等官。左右其间者，庆英、恒祺、尹董醇。申正酉初，用钦差大臣关防，盖于和约，其形式似册页，约五六十张。大堂檐外设一架，上有方木盒，中有镜，覆以红毡，不知何物。酉正，和约换毕，回怡王府公馆。恭王住法源寺。是日观者万余人。西北隅仍有黑烟冲天，不知何处被烧。”刘毓楠日记除详告现场清朝出席签约仪式的官员，特别提到了英军“带女队数人”和英方在门外架设的照相机，显示异文化给中方带来的好奇。时人笔记对当天英军武器之精良、纪律之严明印象深刻：“是日，至小街，见恭亲王告示云：‘大英国暂住怡王府，大法国暂居贤良寺，居民铺户相安勿惊’等语。又至西堂子胡同书珩处看询，顺路出西口丁字街，见该夷跕〔站〕墙兵，持铳佩刀，目不瞬，极严整，铳头皆有短刺，极锋锐，远则放铳，每铳五响，近则刃刺，额尔金大队过，如按队徐行，不惟火器军器非我国比，其纪律尤非我国所及，堂堂天朝，竟任夷队纵横，为之大哭。”告示公开用“大英国”“大法国”称呼，显然改变了昔日蔑称“夷人”的口气。

10月25日，法国特使葛罗与清朝政府代表恭亲王奕䜣在礼部签订《北京条约》，并交换了1856年6月27日签署的《天津条约》批文。葛罗详细记录了这天的情形：

早上8点我就出城前往法军司令部，带着随行人马正式入京，队伍浩荡，仪式更显庄严隆重。司令官、冉曼和柯利诺两位准将和2   000名士兵护送皇帝使团进京。101部队和102部队的军旗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军旗齐头并进，后面是特使坐的轿子，由8名身穿灰色和猩红色丝质号衣、头戴三色流苏中国软帽的巧克力抬着……

十多名中国官员身穿礼服，骑着马在门口迎接，向我致意。随后他们带我前往礼部的一个厅，恭亲王在那里等我。路上花了两个小时，需要经过潮水般的人群。警察用皮鞭维持秩序。当轿子进入会议大厅正对着的院子里，我看到年轻的王爷起身要与随行人员来迎接我时，我让苦力们停轿，抢在亲王迈过门槛之前迎上去……

众人就位后，我让巴士达先生向亲王呈上预先准备好的四份协议中文文本，请恭亲王签字，同时我将先在四份法文文本上签字。

协议的八份文本签了字，又盖了章，盖章在中国司法程序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之后我告诉亲王殿下，根据司令官的命令，在安定门的炮兵将鸣二十响礼炮，以庆祝和平重建；我要求司令官停止一切非防卫性的军事行动。

接下来是《天津条约》的换文仪式，恭亲王仔细审查了条约内容和在文件中的法国国玺，葛罗介绍法皇的头像是玉玺的印记，在法国的钱币上都能见到，并当场送给恭亲王一套从币值100法郎直到金币千分之十的铜制生丁的法国钱币和两张法皇、皇后的照片留作纪念。葛罗表示，“整个仪式期间我尽量表现合乎礼仪和对亲王的尊重，而昨天，在同样的地方和同样的场合，据说有人对他十分冷漠和严厉！”另一方面，双方签署完和约后，恭亲王告诉葛罗，“如果我能在北京再待上几天，他将作为朋友而非钦差大臣拜访我”。法方人员离开时，恭亲王一直送到轿边上，双方在融洽的气氛中道别。英方事后得悉了中法签约时的和融气氛，这对他们后来改变态度，多少是一个提醒。

在中英、中法所签《北京条约》的内容里，没有再提清廷此前赔偿英国30万两白银、法国20万两白银一事。葛罗对此作了解释：“出于对恭亲王的宽容，我和额尔金勋爵一致同意，这笔作为惩罚要求中国政府支付的赔款已经按时付清，故不再列入旨在恢复中国和诸盟国之间和平的正式文件之中。正因为如此，条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签约前中国实际赔偿的50万两银元未在《北京条约》中体现，这一点过去几不见论者提及。签字仪式结束后，蒙托邦亦致信陆军大臣报告了当天的情形，对整个签约仪式表示“非常满意”，“让人放了21响大炮以示庆祝”。

刘毓楠对中法签约现场情形略有记载：“十二日辰刻，法国公使噶罗、爱家乐孟将军、通事梅礼登、李梅等，由贤良寺赴安定门外。午刻，带马步队千余人，女兵三人。坐四人轿三乘，赴礼部，与恭亲王换和约。申刻，换毕，仍回贤良寺。”从中方的记载看，这天中方的阵仗似不如前一天。

从中英、中法签约仪式的现场看，中法签约现场的气氛相对比较融洽。中英双方之所以冷漠相待，除了英军烧毁圆明园让中方记恨外，还与额尔金本人的傲慢无礼有关。对这种差异的呈现，法国人当时已有察觉：“不同于额尔金勋爵的强硬和严厉，葛罗男爵对恭亲王尽力保持礼貌甚至是尊重，恭亲王向他表示了感谢。自圆明园被毁之后，显然，两位特使在意见和措词上都已经不再保留一致。他们各自的态度尽管不是相左，但是明显不同。维持外交联盟是为了达到共同的利益；但是在形式上，葛罗男爵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和稳重与英国人的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额尔金勋爵的强硬态度自然显得是一种凌辱。”葛罗离京时，恭亲王不期而至，前来送别，“再三感谢”法军没有参与火烧圆明园。彰显了清廷对法、英两方的不同态度。不过，战后蒙托邦在检讨战争的结局时表示：“我们从这次战役中得到的好处真是太少了。这是葛罗男爵和我之间的唯一阴影。”可见法国方面对这次战争所获得的利益并不满足，这种内心的不满也许埋下了以后中法战争的祸种。

出于对鸦片战争的“毁约”记忆，英方要求清廷在签订《北京条约》后，必须告示天下，公布新签订的和约，并以之作为其撤军的条件，这是由英国特使额尔金提出并坚持的一项要求，法方并不觉得有此必要。蒙托邦表示：“我不知道额尔金勋爵推迟回天津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声称是要等中国皇帝公布条约。葛罗男爵给我写信说，他认为没有什么必要留下做这种等待。但是，既然额尔金男爵要留在北京，他也不便离开。同时，他要求我留下一队人马保护他，我欣然应允。”当清廷按照英方的要求，在北京公开布告签订和约，额尔金写信给恭亲王，“感谢他言而有信，促成了皇帝下令，在全国发布条约（皇帝的命令和条约的发布都无可挑剔），并且补充到，英国军队会如同协议所约定，迅速撤离北京”。额尔金原定是11月8日离京，因为新任公使弗雷德里克·普鲁斯（Frederick Bruce）晚到一天，所以往后又推迟了一天。

四、传教士与英法联军的配合

法国对在华传教事业有着特殊的兴趣。18世纪来华法国耶稣会士曾是西方传教士的主力。鸦片战争后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二款规定：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可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1858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允许法人赴内地自由传教，这为其扩大传教范围提供了新的便利。

西洋传教士遗迹是自1698年利玛窦首次进京后到鸦片战争以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1860年以前，北京存留的西洋遗迹主要有三类：天主教教堂、传教士墓地和钦天监观象台。法军抵达北京城前对这些情形已了如指掌，10月5日葛罗在给蒙托邦的信中就提到：“北堂：被毁坏的北边教堂，仍然存在于皇城，位于皇宫的西北。南堂：中国（汉）城里被毁坏的教堂。东堂：东教堂已被烧毁，所在地已经是一片废墟。西堂：西教堂也已遭到破坏。法国公墓：天主教墓地，被俄国人占领，但是他们会归还的。东堂和西堂墓地——教会特别坚持要拿回北堂、南堂和他们的公墓。”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京时，这些历史遗存重新唤起了联军，特别是法军的历史记忆。

法军在进入北京时，特别关注归还传教士原有的教产。10月6日葛罗致信蒙托邦时表示：“请允许我提醒将军，在这座大城市里，有几处宗教建筑是过去由法国政府出资建造的，但由于天主教在天朝遭到多次迫害，这些建筑很早就被中国政府没收了。”“如果中国人投降，我们能否在投降条款中规定这些建筑必须归还我们？外省还有许多同类建筑被没收；也许，有必要笼统地要求遵照道光皇帝赦令，归还历届政府没收的全部天主教建筑。如果我们靠武力强行进城，那么立即占领城里的这类建筑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有权使这一归还合法化，以免日后节外生枝”。葛罗的提醒，实际上是表达对法国在华特殊利益的关切。

英军为处理归还的人质遗体，俄国公使伊格那替叶福答应提供俄国公墓埋葬，商定10月17日安葬。葬礼由英军随军牧师姆吉主持，英军和使团的大部分官员、蒙托邦将军和几个法军军官、俄罗斯传教团的教士参加了葬礼。法国特使葛罗没有出席，作为对等回应，后来额尔金也没有参加归还法国人质遗体的葬礼。此事可见当时葛罗与额尔金之间所存的嫌隙。

为埋葬归还的法国人质遗体，法军寻找原有的天主教墓地，孟振生主教（Joseph-Martial Mouly）对此事起了决定性作用。孟氏是联军在京的重要中介人，1846年4月28日任北京教区代理，1856年1月3日任北京教区主教，同年5月30日任直隶北境代牧区宗座代牧，但因种种原因他并未来京上任。1860年10月21日孟振生在北京拜访了蒙托邦，汇报他与恭亲王会谈的内容，并征询法方对和约的意见。10月26日孟振生致信蒙托邦，表示可以将法军遗体安放在天主教原来的墓地。而蒙托邦则希望“能够葬在天主教堂前面的小院子里，并在28日举行仪式”。孟振生在27日的回信中表示“这与中国的习俗相违背，任何一口棺材都不能进入城内，否则，将会受到最恶毒的诅咒”。法军遂按照主教的意愿，在天主教墓地傅作霖、南怀仁的坟墓后面选择了一块墓地。10月28日上午11时全体护送遗体的人员在联军司令部集合，然后前往天主教墓地。蒙托邦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棺材里装载六具法国军官和士兵的遗体，他们是：炮兵上校富隆·德·格朗尚、助理军需官杜比、行政官阿代尔、轻骑兵奥祖夫、士兵高蒂歇和布朗凯。在郊区，车队行进了两公里，穿过大群围观的满人和汉人，到达天主教墓地，这时葛罗和使团工作人员、伊格那替叶福及其随从都已经在那等候。安葬仪式由孟振生主持，辅助他的是法军随军牧师特雷加罗和塞雷，英军天主教神甫马特雷，神甫德拉马尔以及山东教区主教董若翰。随即先后有随军神父特雷加罗在现场演说，本茨曼上校致悼词，蒙托邦发言。

蒙托邦打算在签订和约后，举办一场盛大的“法兰西的宗教仪式”——弥撒，此事他交给随军神甫特雷加罗。耶稣会士创建的南堂是京城现存的教堂，但早已废弃不用，教堂内外破烂不堪。法军决定10月29日在这里举行祭祀，于是立即着手对该教堂进行修葺。10月27日，在参观完教堂后，蒙托邦命令工兵中校杜布埃修复教堂，以便在29日可以举行一场新的祝圣仪式。工兵上尉贝齐亚被特别委以重任，他设法修复教堂并装修之前存留的废墟。据称有300名士兵以及同样多的中国教徒参与此事，孟振生及其助理主教董若翰提供了帮助。关于这项修葺工作，法军有多处记载，布隆戴尔透露寻找教堂得到了俄国公使的帮助，L.F.朱以亚提到法国工兵在修建中的主体作用，查理·德·穆特雷西报告了南堂修葺前的境况和英、俄人士参与了修葺，埃利松提到中国信徒参与修复教堂的工作。 

10月29日上午弥撒如期在南堂举行。蒙托邦、葛罗和应邀而来的俄国公使的首席秘书代表出席，不少中国天主教教徒也参加了这场仪式，随军神甫德塞雷为昨天下葬的法军官兵主持了弥撒，助理主教董若翰在教堂的中央灵柩台做追思祷告。《感恩赞》之后，乐队和合唱团开始唱《我主上帝》。众人做完祷告后，就回来准备撤离北京事宜。孟振生向蒙托邦引见了一些中国教徒，并“带来了恭亲王赠送的红木匣子，里面装满了华丽的折扇，其中有几把扇子面上画着北京城区”。还有“六张大大的北京地图。这些地图都是用非常精细而且耐用的纸做成”。 

有关钦天监观象台在联军留下的文献中仅见一处记载。10月28日法国使团随员乔治·德·克鲁勒在北京街上转悠时，无意间发现了观象台，他的日记显示，当时观象台的西洋仪器还保存完整无损。

由上可见，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法国传教士积极配合联军的外交谈判和安葬遗体等活动，对此蒙托邦表示高度赞赏：“在军事行动过程中，我们的传教士一直都在指引我们。是他们与恭亲王开始并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传教士与英法联军的这种合作开创了近代天主教在华的一个先例，即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而是还充当了西方列强军事入侵的协同者，中西关系因此变得极为复杂，它给人们评价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增添了新的变数。

五、余论：重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省思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对于中国来说是沉痛而屈辱的。英法联军远道而来，其补给线长、后勤保障不易，从大沽口到北京距离长达350多里，维持这么长的陆上运输线，面临诸多困难。中国如能断其后勤补给，可取不战而退敌之效，清军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对策。9月23日八里桥之战后，清军如能继续组织游击战争，骚扰其后路，使联军无法在11月1日严冬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则也可使敌军在气候不利的情形下自动告退。法军对拿破仑在莫斯科战败的教训记忆犹新，早有11月1日撤军之计划。一位法国军官曾发问：“这位清军将领难道不能认识到联军所在位置是错误的吗？他难道不会在北京、天津和大海三地之间部署大批习惯北方寒冷冬天的清兵？他难道不会切断我们和主要作战基地以及海洋间的联系，使我们完全孤立在被我们占领的城市里？”10月13日联军控制安定门后，法军军官F.卡斯塔诺庆幸地说：“联军的物资和弹药其实非常匮乏，他们未必能够攻陷那道高耸入云、厚达20米的城墙。威逼和恫吓很幸运地收到了效果，因为一旦失败，联军将遭遇恶劣的季节，与其余军队及河上舰队的联系恐怕就会被切断，这一小股英法联军将很可能全军覆没。”遗憾的是，僧格林沁、胜保这些清军将帅确实就没有想到这些，清军似乎只有前堵，没有后截的谋算，习惯于运动战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战役大败之后，就几乎瘫软下来，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随后采取的应对办法就是试图在谈判中讨价还价，以拖待变，这样的防御策略失误所造成的惨败结局，除了证明清朝已衰败而不可救药外，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清军之软肋在于没有海军，联军凭其强大的海军优势，长驱直入，在中国领海如遇无人之区，直奔大沽口。清军之另一困难在于面临两线作战，南有太平天国之抗衡，北有外来强敌之侵扰，两面受敌，其军力经过长期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消耗，已远不如彼时，而英法联军之力量则又强于鸦片战争时期。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拉大。英军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法国号称是欧洲第一陆军强国，英法强强联合，这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只有英军单独作战大不相同。事实上，具有决战意义的八里桥之战即是以蒙托邦指挥的法军为主力，蒙托邦因此战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英法联军最后以少胜多，奇迹般地夺取胜利，战争给清廷朝野上下创痛至巨。主和的恭亲王奕䜣在战后主动发起自强运动，其内心的屈辱感可想而知。

战争与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1812年10月拿破仑率领大军征伐俄罗斯，兵临莫斯科城下，因严冬来临被迫撤退，结果一败涂地，这对法军是一严重历史教训。“北京地处北纬39°，东经114°。从气候条件看，与其他地方无任何可比性”。法军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颇为留意所经地区的气候、动物、植物、矿物、水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记载，在他的《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中多处留有所经地区的气候记录，其中1860年9月每天天气情形几乎都有记载。英军军官乔治·奥尔古德甚至作了一张《1855—1859年间在北京进行的冬季气象观测》表，对这五年一、二、三、十一、十二月每天最低、最高气温都有记录，可以看出联军对北京秋、冬季换季气象的研究之细密。

北京的秋天通常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1860年10月北京的天气似乎异常，下雨很多，骤然变冷。联军扎营通州时，9月27日整晚，一场巨大的沙尘暴几乎使联军感到窒息。10月2日“天气完全变了，晚上非常冷”，风沙让人不适。联军洗劫圆明园后，10月9日早晨惊恐地发现“9月22日以来一直很好的天气突然变了”，“伴随着寒冷的东北风，天空下起了雨”。从10月10日开始，天气变化明显，晚上特别寒冷，即便是白天，在刺骨的寒风中待在帐篷中也很不舒服。“所以当地人都说11 月初，河面就要开始结冰。因为我们要通过这条河运送大量物质，如果我们待在北京的时间超过11月8日将会非常危险”。天气骤然变冷，联军对战事有了紧迫感，蒙托邦决定，“我们需要在冬季到来前夺取京城，然后返回天津和上海，占领那里的冬季宿营地”，否则军事行动将陷入被动。英军司令格兰特也有同感，他们将部队撤离北京的日期定在11月1日。10月14日上午蒙托邦致信葛罗，督促他尽快签订和约：“我从北京周边地区居民那里得知，这里即将进入严冬。俄罗斯特使伊格那替叶福将军说中国北方的冬天和莫斯科一样寒冷。京城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莫斯科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是一个惨痛的记忆。我写信给我们的特使，强调无论局势如何，我绝不会让我的部队在11月1日以后仍然滞留在北京城外。”葛罗当天回复说：“我会把将军与部队不在北京过冬以及11月1日离开北京的想法转告额尔金勋爵。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英国同僚和我们一样，急盼外交问题能尽早解决。”他还说：“我在给额尔金勋爵的信中提到，您权衡后认为不能在北京过冬，军队有必要在11月1日前撤离这座城市。”法军翻译官埃利松也知悉蒙托邦将军打算11月1日撤离北京的预案，“蒙托邦一直有其独自的担忧，我们之前已经有所提及，那就是在冬天里，道路、河渠和白河都将会被冰雪覆盖，所以蒙托邦坚持认为北京并非久留之地。因此他通知英国同事，如果在15天后事情还无法了结，他将带自己的军队返回天津，在11月1日之后他不会因为任何理由而留在北京城门脚下”。显然，法军内部已设置了驻留北京的最后日期是11月1日这条底线。

10月中下旬北京天气持续变冷，联军对此多有记载。10月15日“晚上开始下雨，第二天早上，西山的山顶便被白雪所覆盖”。17日“那天寒冷的天气使我永生难忘。山头上白雪皑皑，东北风呼啸而来”。26日“下午，天下起了小雨”。27日“阴雨天，天气寒冷。我们裹着厚呢大衣，在泥泞中成队地回到北京”。“天冷得出奇，我们周身都结了一层霜，布满晶莹的冰针”。29日“上午9点，下着冷冷的雨”。30日“上午，西山海拔1 200英尺以上的部分都被披上了皑皑的白雪”。这天额尔金因患流感卧床不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和前天都下雨，由于纸窗虽然能阻挡寒气，也阻挡了很多光亮，让我在床上读书非常困难。”从上述记载看，10月9、17、26、27、28、29日这些日子北京刮风、下雨，天气骤冷，这个秋天北京的天气似乎冷得很早，这是法军为什么坚持11月1日一定要撤离的真正原因。遗憾的是，气候因素从来没有出现在清军算计谋略的考虑之中。

俄国人是英法联军的协助者，也是这次战争的受益者。从引导联军驻扎雍和宫，向联军献上北京地图，到为联军遗体寻找安葬墓地，最后居中调停，俄国驻京使团几乎在每个重要时刻都向联军伸出了橄榄枝，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仅仅在几年前，俄国与英法还在克里米亚兵戎相见，现在他们成了相互利用的朋友，握手言欢。联军抵达北京城附近时曾到雍和宫侦察，“熟悉本地情况的俄军上校德·巴卢塞克先生带我们来到这座富丽堂皇的寺庙之后建议我们在此地驻扎”。伊格那替叶福与联军的合作十分密切，给联军帮了不少忙。法军方面甚至认为，“中国皇帝阵营的帮手俄国将军伊格那替叶福和我们的关系远远好于跟英国人的关系”。“这位俄国将军非常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比我们的任何一位外交官都更清楚我们可以从中国方面得到什么，他一直非常明晰准确地表示，要想让中国人满足我们的要求，只要把要求非常明晰准确地提出来”。英军方面对俄国人所提供的帮助同样也心知肚明，他们一再地表示：“俄国大使馆非常友好，给我们提供墓地用于埋葬这些因中国的背信和野蛮而死的受害者，在这里我非常乐意充当一位证人，证明俄国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对我们的友好与恩惠。不论他们手里有什么样的情报，总是随时准备给我们提供。在每个场合，他们对我们都表现得热情友好。”“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不止一位俄国的高级将领告诉我们，说我们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毋庸置疑，他们的种种表现也证明了这种观点”。难怪后来法国作家贝尔纳·布里赛对此评价道：“伊格那替叶福与法国人常来常往，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提供了关于中国和中国人、鞑靼军队、防御工事及兵营的情报，不要忘了还有中国高级官员以及朝廷的情况，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使法国人受益匪浅。”另一方面，俄国人也欲借助英法联军之手达其目的，当联军占领圆明园之后，伊格那替叶福恳请联军“把在皇帝夏宫里可能发现的俄国资料交给他”。伊格那替叶福在英法特使与恭亲王之间穿梭调停，颇为活跃，“他强烈要求恭亲王达成和平协议”，以便从中捞取利益，英法方面“很清楚俄国人的目的”。不可思议的是，清廷方面对俄罗斯使团与英法联军的密切合作关系虽然知晓，竟毫无警觉，反而心存感激；俄国使团进而以所谓居间调停、退敌有功相要挟，索取回报，清廷似乎毫不迟疑地就接受了俄国方面提出的各项要求，11月14日双方签订了《北京条约》，俄国榨取大片中国领土，满足了其蓄意已久的扩张野心。沙俄真正成了这次战争的最大赢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迁都的声浪遍布朝野。这是有清一代第一次出现迁都的呼声。此后，在中日甲午之战后再次出现迁都西安的呼请，这显示清朝国之根本已经动摇。茅海建以“天朝的崩溃”来形容鸦片战争对清朝的沉重打击，从当时欧洲人的观点也许可作如是观。若从战后对中国的实际影响看，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多只能说是在天朝防御体系的外壳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二次鸦片战争才真正攻入了清朝的心脏。与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保持长达十多年的相对沉寂不同，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捣京畿，火烧圆明园，签订《北京条约》，给予清廷难以估量的创痛和震撼，中西关系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终曲，但对近代北京却是序曲。战争结束后，清廷立即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启洋务运动；北京重开教堂，允准西方各国进京设立公使馆、医院、银行、学校等机构，真正开始在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轨道上运行。从这个视角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更具实质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作者简介：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注：特此感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授权转载。